“有一个经济学家上世纪60年代写了社会成本问题，近30年之后才得诺贝尔，他没写过多少东西，远远不如我们有的中国经济学者写这么多文章。”经济学家夏斌在8月份的新京报青年经济学人论坛上时这样提到。

　　美国时间9月2日，大学发布讣告称，开创了和经济学新领域的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科斯当天在一家医院逝世，享年102岁。

　　科斯此前是年龄最大的存世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他开创的产权理论在学术上支撑了美国上世纪90年代的酸雨计划，消除了美国的酸雨污染；此外其产权理论也促使美国进行频率政策。

　　科斯一生的著述不过三四十篇论文，其中的两篇使他获得了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一篇是27岁时写下的《企业的性质》，另一篇则是20多年之后的《社会成本问题》，两篇文章字数不过四万余。

　　科斯尽管著作不多，却影响深远。经济学家盛洪在1993年的一篇序言中说，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与其说是告诉了人们某些结论，不如说是激发了其他人的灵感。

　　科斯1910年出生在英国伦敦，1929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1964年之后，科斯一直担任美国大学教授。

　　经济学家说，上个世纪30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和60年代的，是经济学发展最好的两个时期和地方。“100年来，在时间上最幸运的经济学者是科斯”。

　　而让科斯获得诺贝尔的两篇文章，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上世纪60年代的《社会成本问题》，也恰是在这两个不同阶段写下的。

　　在《企业的性质》中，科斯在经济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费用的概念，他解释了为什么有时候价格机制决定了资源配置，而有时候企业家决定了资源配置。交易费用的引入使得人们意识到，市场的运行并不是免费的，价格机制也并不免费，而企业的出现节约了交易费用。

　　企业既然节约陈相贵近况交易费用，是不是企业会越来越大呢？科斯认为企业存在着“组织成本”，虽然节约了交易费用，但带来了“组织成本”。

　　科斯的另一篇重要论文《社会成本问题》则撰写在时期，科斯从讨论牛吃了农夫的庄稼，会不会导致牛肉或庄稼的成本变化出发，得出在界定明晰、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资源的配置是不受法律判定影响的；而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制度安排，配置资源的效率各不相同。

　　另一名经济学家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将其归纳为“当交易费用为正时，制度是重要的。”

　　科斯的论文刺激了后来的学者展开对产权和制度选择的深入研究。人们若要合作，首先要弄清楚各自有什么资源，这就是产权的界定；而产权的界定，可以是原本外部性的问题内部化（即由牛吃庄稼损害了农夫的利益，变为牛吃庄稼降低了牛主人的收益）。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各个封闭国家纷纷开展市场化，厘清原本并不清晰的产权、和企业的边界。这也使得科斯的理论在中国获得了比在美国更高的认同和反响。

　　科斯在经济转轨下的中国影响力巨大。除了其理论与中国当下有不少契合之处，科斯本人也与不少中国经济学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对中国充满兴趣。

　　1988年，科斯给中国经济学家盛洪写信邀请他赴美，信中称“对中国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研究和理解，将会极大地帮助我们改进和丰富我们关于制度结构对经济体系运转的影响的分析”。

　　另一名华人知名经济学家也在大学与科斯有过交集，科斯劝他回，近距离观察中国正在出现的变化。

　　2010年，科斯百岁之时，中国经济学家周其仁、张维迎、钱颖一等组织了活动庆祝，远在大洋彼岸的科斯发来一段视频。

　　到了2012年，《财经》年会邀请到科斯做视频发言。科斯在发言中认为，中国的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了中国，其发展令人瞩目。

　　但科斯提到，“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科斯认为，在一个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社会的根基，社会稳定。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这能使中国复兴和其丰富的文化传统。

　　当时101岁的科斯说，“在我这个年纪，生命已然吃力。若不是我有重要的话想对你们说，就不会借此之机会发言。”

　　2008年7月14日-18日，科斯教授在美国发起了“中国经济”的国际研讨会，我应邀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参会的企业家和一些学者是自费来的，但是，包括周其仁、张维迎和我在内的几十位中国学者却是科斯自掏腰包邀请的，没有和企业部门的赞助。

　　一个外国人，自费邀请与他并不相干的中国学者，赴美研讨与他没有直接关系的国家的，这让我们很。在会议结束时，我们全体起立，对他报以长时间的掌声。

　　我接到邀请是因为《中国经济中的温州模式》一文被科斯教授看中。在2008年初，他派助手王宁来到温州与我提前进行了一些沟通。

　　2008年7月到大学之后，我见到科斯教授，因我不懂英语，我们直接的交流并不多。研讨会上，我做了“中国经济中的温州模式”主题发言，之后，他与我和钱兴中等温州学者一起午餐，谈了温州模式与中国。

　　我想他之所以对温州模式感兴趣，应该是因为在中国以来，温州模式是民营化和市场化的，他很清楚通过对温州的了解，可以窥探中国历程。

　　“大学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能够驱动开拓新的学科领域，使世界变得更好。罗纳德·科斯是这一理想的体现，他开创性的学术生涯对于法律和政策都产生的影响，全世界人民至今仍能感受。作为一名学者、同事和导师，他历史性的贡献使学术界及全世界更为丰富”。

　　“罗纳德·科斯取得了大多数学者只能梦想的成就—不朽，他的学术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律师处理问题的方式，例如应该何时、如何干预经济，以及私人合同应在何时、如何被控制。他的著作与我们目前正在争论的话题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