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兴起的供给学派，影响至今仍如日中天。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该学派并没有足够分量的代表作。据我所知，供给学派发端于万尼斯基的《世界运转方式》和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可这两本书今天似乎早被人遗忘了，倒是拉弗当年画在餐巾纸上的那条抛物线却流传开来，而且被学界称为“拉弗曲线”。

　　拉弗曲线所以能够流传，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是它简单直观。该曲线说：当税率低于一定限度，提高税率能增加税收，但若超过这一限度，再提高税率会使税收减少。何以如此?拉弗的解释是：过高的税率会经济增长，令税基缩小，而税基减少税收会随之减少;相反，当税率过高时，减税则可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基扩大税收反而会增加。

　　有一则趣闻。据说里根出任总统前，拉弗曾向他推销自己的曲线，当拉弗说到“税率高于某一值人们将不愿工作”时，里根拍案叫绝：“对，就是这样。”并且举证说：“二战期间我在‘大钱币’公司当演员，当时收入附加税高达90%。只要拍四部电影就达到这一税率，再拍第五部，收入90%都要交，我们几乎赚不到钱，所以拍完了四部电影后我们就不再工作，到国外旅游去了。”

　　“英雄所见不谋而合”。1981年美国，里根胜出后立即聘请拉弗为总统经济顾问，拉弗曲线也因此声名远播，并逐渐成为了经济学的主流理论。今天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年里根总统能够带领美国走出“滞胀”，看家本领就是拉弗曲线。此说法虽有争议，不过从当时流行的所谓“里根经济学”看，其核心思想的确就是减税。由此见，拉弗曲线对推动美国减税功莫大焉!

　　其实，拉弗曲线不仅推动了美国减税，今内学者主张减税的依据也是拉弗曲线。实话说，我自己以前也不认为拉弗曲线有错，而且曾多次写文章推介过。最近研究中国的结构性减税，，忽然意识到拉弗曲线有诸多疑点。比如对最佳税率怎么确定;税率高过最佳税率减税是否一定增加税收等，这些都值得深入追问。

　　说我现在的思考，理论上，最佳税率应该存在，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却无法确定。拉弗曾分析说，当税率为零时，税收是零;而当税率为100%时，税收也是零，故他认为最佳税率在零与100%之间。这分析肯定没错，可在零与100%之间具体怎样确定他却没明说。为何不明说?我认为不是他不想说，而是有难言之隐。

　　一个国家的税负水平，是指税收总额在P中的占比。我查到的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23个发达国家的税负水平平均为27.7%，最高为47.1%，最低为14.6%;而24个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2.7%，最高为37.7%，最低为16%。差异如此之大，税率到底多高为最佳恐怕谁也说不清。问题在于，不知道最佳税率是多少，我们怎知道该不该减税?当年美国部出现减税与增税之争，原因就是对最佳税率的认定有分歧。

　　最佳税率难以确定是一方面。退一步讲，即便我们已经知道了最佳税率，拉弗的推断也未必能够成立。照拉弗的说法，税率向上越过最佳点就进入了税率禁区。而一旦进入税率禁区，拉弗认为减税即可增加企业投资，企业投资增加则可扩大税基，这样税率下降税收会增加。不知读者是否同意他的分析，而我却认为减税的结果有两个：税收可能增加，也可能会减少。

　　让我以所得税为例解释吧。我们知道，所得税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应税所得额(利润)，二是税率。假定某企业投资2亿元，利润率10%，则利润是2000万元。若现行税率为25%，则税收为500万元。现在再假定最佳税率是20%，即现行税率超过了最佳税率。于是拉弗推断：若将现行税率从25%减至20%，企业投资会扩大、利润会增加，最后税收会超过500万元。

　　不错，减税确实能扩大企业利润留存、增加投资，但我认为拉弗只讲对了一半。事实上，投资增加并不等于利润(应税所得额)增加，两者不是一回事。经济学有个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说当企业投资达到一定规模后，再增加投资边际收益会下降。可引申的含义是，企业若持续扩大投资，总有一天利润率要下降。若利润率下降，企业即便增加投资，的税收却未必能增加。

　　还是用的例子。比如将税率从25%减至20%，当年减税100万元，这100万元即变为企业的投资，由于边际收益率递减，假定利润率为9%，则新增利润为9万元。于是企业总利润为(2000万+9万)2009万元，若按20%的最佳税率征税，税收为401.8万元。由此见，减税后税收不仅没多过500万元，而且还减少了98.2万元。

　　让我们换个角度再想，一个国家何时减税呼声最高?当然是经济萧条期。经济萧条意味着生产过剩、产品严重压库，这时候减税固然可刺激投资，但若供给结构不变，加大投资无疑是火上加油。企业库存不去，利润不能增加，请问减税怎么可能增加税收?正因如此，习总多次强调：供给侧不等于供给学派减税，重点是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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