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从经济学原理出发，反思和强调了国家治理和公司治理的基本原理。以一系列现实热点问题为例，阐述了经济学原理所能起到的核心指导作用，譬如垄断和创新的关系，因为有个体的逐利、信息不对称，所以只有现代市场制度建立才能实现有效竞争。以下是澎湃新闻记者整理的田国强实录：

　　我谈谈对国家治理和公司治理的反思和发展，有三点看法∶第一，治理的本质就是制度、机制的设计，也就是游戏规则的恰当设计；第二，不能以反思抹杀经济理论的指导作用；第三，我们的与治理既要有目标感，也要有过渡性。

　　首先，治理本质就是制度、机制的设计问题，无论国家的治理、产业治理还是公司治理，都离不开机制设计理论的指导。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一，信息的有效性，尽可能用最少的信息；二，激励相容性，让他人、个体即使逐利时，客观上做了社会想做的事；三，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激励机制设计是赫维茨从新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其中有对新古典经济学局限性的反思，但是没有仅仅停留在反思和，也没有否定新古典的基准点和参照系作用，没有否定其分析框架、方，而是对其修正出具有广泛应用的基础设计理论，如Bolton（博尔顿）教授的合约理论。

　　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制度是否应该设计有很大的争论，不少经济学家根据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否定制度设计的重要性。我也非常崇尚米塞斯、哈耶克的经济思想，他们许多论点我也认同。但不能以偏概全。有些制度安排，比如社会风俗、社会规范、文化等非正式的制度是演化的，是逐步演进的，但正式的制度大多数也是设计的，是基于、经济、社会、而设计或者正式确认的。比如说的制定，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基本的制定，200多年前制定，在短时间内就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最先进的国家，并且我也没有看出来它在今后50年有大迹象。

　　之所以有这样一种误区，是很多人当然也包括我们政策的制定者，任意设计制度、机制或法规，比如前两年股市熔断机制的设计，其症结在于不清楚制度设计的前提是基于、经济、文化、文化初始禀赋来做制度设计，并根据这些基本制度变化对制度安排做出相应的变化，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和米塞斯、哈耶克制度是演化的观点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相通的，制度是逐步演进而设计的，不像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是完全对立的。机制设计中有一幅非常经典的图示，要达到我们的社会目标，激励机制的设计必须要以制度作为前提，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现实条件，再根据个体的激励反应和信息来制定游戏规则，并执行规则实现。好的机制设计的标准是能否把制度作为约束条件。

　　第二，不能以反思抹杀现代经济理论的指导作用。这关系到当前的及其市场化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提供两类非常重要的理论，第一类基准理论就是注重目标，旨在解决目标方向的问题，解决要做什么的问题。

　　第二类是相对实用理论，解决如何做、怎么做的问题？第一类理论提供基准点、参照系，如新古典经济学，在基本、基础制度选择方面起到了求真、明道的作用，若没有基准理论作为度量标尺，就无法知道现实和理想状态的差距有多大。对当下激烈争论的“有限，国企与民企、市场化方向要不要”等基本问题，基准理论对中国方向性的指导作用异常重大。

　　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但要解决现实问题还需要务实的实用理论，要解决怎么做才最佳，如市场设计理论、拍卖理论、匹配理论等，这些理论的前提假设更现实，是对基础理论的修正和发展，在解决现实问题方面更加务实。

　　为什么要讲经济理论的重要性？许多人根据熊彼特理论强调创新和企业家，创新和企业家是让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条件，但是要注意它们不是外生变量，不是天然具有，企业、企业家并不是天然创新，他们偏爱的是利润。如何让他们创新和具有企业家？关键是否有良好的基本制度作为前提条件。

　　刚过世的威廉·J·鲍莫尔扩展了熊彼特创新理论，阐述了创新和企业家确立依赖于制度选择，是内生变量，如果影响企业家行为配置的游戏规则正常的，乃至性的，创新和企业家也得不到。我们这么多国企最终产生创新了吗？创新成功率不到5%，国企的领导敢或有动力去创新吗？基本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最基本的基础性制度建立，现代市场制度建立才是最为关键，我们必须建立现代市场和完善现代市场制度。

　　一些经济学家却将竞争和垄断对立起来，而否定最好的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这一论断。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是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的整体：竞争导致企业利润下降，竞争越激烈，企业利润下降越快，企业就不得不创新，而创新带来垄断利润，垄断利润就会吸引更多企业参与竞争，从而形成竞争→创新→垄断→竞争的反复循环过程。通过这种市场和企业间的动态博弈，市场保持活力，导致社会福利增加和经济发展。

　　第三，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治理既要有目标感，也要有过度感。中国的经济和发达国家相比不一样，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基础性的基本制度，归根结底，最终要解决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提高效率，二、勃发创新力。前者让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后者不断提升潜在增长率，但是由于不到位，这两个方面都大有问题。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还是在于真正市场化制度性，其理论指导要回归到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逻辑和常识。

　　首先我们要考虑两个最大的客观因素条件个体，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人，在通常情况下是逐利的，如果只有这个约束条件问题好办，甚至都有可能把计划经济发展好，但还有最大现实约束条件——信息不对称。弄清情况，是做好一件事情的先决和前提条件。所以，我们要以信息、激励及效率这三个关键词作为准绳，充分认识到全能有为的负面性，以有限、有效市场为目标深化市场化，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发挥恰当好的而不是多的作用，使之提高效率和勃发创新力。同时，光考虑和市场不够，还需要考虑社会秩序、伦理和文化，我们需要同时解决好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形成、社会和市场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才能实现包容性增长，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其次，基准理论尽管有指明如何取向的明道作用，但目标毕竟不等于过程，要解决中国现实问题需要给出各种过渡性制度安排，从这意义上说，制度是设计的，也是演进的，从而需要发展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相对实用的经济理论。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理论创新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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