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命题，是中国经济学探索的最新理论，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经济学界围绕这个宏大命题开始了全方位的研究，探寻其“传统文化基因”就是其中的前沿课题之一。

　　云南曲靖师范学院中国铜商文化研究院孙健灵、曲靖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普麟晏近日在沪参加由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研讨会”论坛时，对如何探寻中国经济学的“文化基因”表示了关注。他们认为，如今，探寻中国经济学的“文化基因”越来越成为共识，而且在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中国当代发展中发掘“文化基因”、从文化差异上尝试构建“中国经济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何谓“文化基因”呢？他们认为，“文化基因”是对“生物基因”的借用，旨在表达那种看不见、但细心体会却能感受到的“文化遗传因子”。这个概念多次出现于习总的讲话中，也散见于学术界的相关讨论中。在此之前，学术界使用较多的相近概念是“文化根基”、“文化血脉”、“血脉”等。如今，“文化基因”及其相近概念不仅频繁进入经济学者的视野，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些比较深入的见解。

　　两位学者表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学术界曾开展一场“中国经济学寻根”的讨论，其收获之一就是“从经济寻根文化寻根”。近年来，探寻中国经济学的“文化基因”越来越成为共识。例如，有学者主张，中国经济学的基本思维方法和学术原则，可以概括为“马学为体、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以此“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现代经济学体系”。有学者认为，我国五千年历史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不同，正是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中国经济学才可能得以建立。文化是中国经济学的根和土壤，中国经济学研究应把东方文化的精髓作为哲的范畴引入研究框架和范式。还有学者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命题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基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来源之一。

　　两位学者表示，正如西方经济思想史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一样，中国经济思想史是构建当代中国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渊源之一。近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现代价值”日益得到彰显。不停留于中国经济思想史本身，而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相联系，则已成为探寻中国经济学“文化基因”的重要努力方向。他们特别列举了上海财经大学原校长谈敏20世纪90年代初在其博士论文中的重要发现：“几乎所有重要的（法国）重农主义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留下了中国思想的印记”，“在这些印记中，有的是完全根据中国思想的而创为新说；有的是以接受中国观念为主而辅之以若干西方论据；也有的是用中国的去加强或充实重农学派原有的论点，或是基于西方的某些传统而补充中国的类似资料为佐证，还有的纯粹是从中国古代传统中‘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两位学者也提出了进一步的设想，即经由法国重农学派、英国古典学派的影响，西方主流经济学至少隐含着“无为而治”的中国文化基因，那么，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界是否应该继续努力从“经济思想”层面深入到“经济哲学”层次，进一步去发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文化基因呢？

　　两位学者还表示，除经济史之外，从中国当代发展中探寻经济学的“文化基因”，以及从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中尝试构建“中国经济学”，也都正在成为当下探究中国经济学“文化基因”的重要视角。

　　学术界探寻中国经济学的“文化基因”取得了不少丰厚的，但与此同时，两位学者也表示，在这项的探寻工作中存在的局限也是明显的，这意味着这项重要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他们表示，由于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或主干，因此，学术界对文化的研究必然着力最多，提炼中国经济学的“文化基因”很多也是从文化入手。比如，有学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传统文化基因，归结为“集体主义的价值模式”和“长期导向的伦理模式”。某种程度上说，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深刻地影响到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文化的“集体主义”、“伦理本位”来解释中国经济的文化基因，确实可以体现出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文化差异。但是，从历史发展中也可以发现，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倾向似乎也不逊色。对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把法家思想与文化结合起来或许能够更好地得到解释。比如，儒法之间的关系，是“外儒内法”或“阳儒阴法”的互补关系——“伦理学是，制度是法家”。这种奇妙的结合，对于解释中国文化并没有完全摒弃个人的价值，而是将个人与整体、功利与他涉、与约束有机结合起来，有重要价值。

　　他们表示，有经济学者从文化的角度，尤其是从与文化结合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发现了很有意思的结果：西汉之“独尊儒术”，传承的并非只是文化。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事实上，的就是思想。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后，认识到“文武并用”是长治久安之术，接受了大臣陆贾的“无为而治”的策略……也正是由于汉初者实行了近五六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经济繁荣了，出现了“文景之治”。某种程度上，西汉之“独尊儒术”，正是“外儒内法”、“儒道互补”之结晶。他们还表示，从现实来看，认识到中国文化中突出的“性”、“超越性”和“包容性”等特性，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能够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有助于世界经济共享共赢的“一带一”了。

　　两位学者表示，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来说，至少需特别关注中国文化基因的这几个主要成分，即“天下大同”理想、“和合共生”、“无为而治”思想。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基因的优秀成分。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也存在“寡恩少义”、“”、“工于算计”等主张，并带来了影响深远的历史积弊。这其实提出了新的问题，即面对文化基因的“不良成分”，有没有可能进行“基因”？如果说“生物基因”可通过技术手段进行，那么，“文化基因”是否有必要、有可能“”？这些都是探寻中国经济学“文化基因”中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