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81年，龙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学交换生的身份第一次从美国来到中国，此后近4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师、作家，同时也是喜马拉雅共识机构创始人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国际研究员。他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国40年的发展历程。

　　自2018年5月24日起，中国日报网每周四刊发一篇连载文章，讲述龙安志眼中过去40年中国发生的巨变，从11月起，将每周于周二、周四各刊发一篇。敬请关注。

　　2012年，中国和美国分别成为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碳排放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UNFCCC）》第17次缔约方大会和“里约+20”峰会上，我亲眼看到来的祖国的代表出手气候问题的解决，这让我认识到，如果要对气候变化产生积极影响，更应该把目光投向中国而不是美国。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已不再是科学问题，这一点已经很明确。它关乎领导人的意愿，取决于领导人是否愿意朝着好的方向做出改变，是否愿意而不是遵从企业的利益。

　　我拿出了总理1993年主持拟定的《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即“十六条”)，并以此为参照，与总理的女儿朱燕来共同起草了《绿色宏观调控十六项举措》。中国要实现从化石燃料到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必须要用到计划和市场这两个工具。未来十年，这一能源转型将涉及与上世纪90年代一样的复杂。

　　2012年夏天，“里约+20”峰会结束后，我回到位于长城脚下的工作室，开始帮助中央起草一份政策提案，将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创造就业机会应对气候变化。起草文件时，我抬头望向窗外的长城。

　　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长城是一座规模庞大防御性堡垒，用来抵御蒙古侵略者的入侵。但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长城代表着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利用固定资产来促进经济增长、就业。长城不仅是一个防御工程，在当时它还是一个卓越而复杂的国家级通讯项目。无论是通过骑马的还是篝火信号，几乎可以实时从泱泱中华大地的一端向另一端传递信号。

　　长城这一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通讯项目由出资建设，它为各个阶层的家庭都提供了工作机会，从学者、军事将领到普通的劳苦大众。由于每户人家都被强制征丁建造长城，这同时也了每个家庭都能得到符合凯恩斯理论的现金注入，以提高地方消费能力。

　　可以说，秦始皇“发明”了凯恩斯经济学。长城修筑的，往往出现在中国出口与外汇储备急剧增加的时期。可是，每一个朝代的过度建设都伴随着资源枯竭，导致那段历史时期的经济衰退。现在，中国要出台新的经济刺激政策，必须将固定资产投资纳入绿色能源解决方案，通过“绿色债券”的新概念提供资金。

　　起草文件过程中，我得到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驻办事处主任林霖（音译）的帮助，并与其后来的继任者孙轶颋密切合作。孙轶颋现在是国际金融论坛副秘书长和全球绿色发展中心主任。当时，他正与中国部门沟柳晋阳通协调，寻找减少碳足迹的应对政策。这类政策要取得成功，关键在于中国的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要发挥作用，打造鼓励企业真正实现绿色发展的金融机制。

　　“绿色经济包括两个方面，” 孙轶颋解释说，“第一个是‘经济’。从逻辑上讲，它必须增长，这意味着P的增长和企业的盈利。慈善是好事，但不应该与经济混为一谈。经济关乎的是工业、贸易和金融。第二个是‘绿色’，这意味着要减少碳足迹，减少碳和废弃物排放。所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如何才能在促进生产的同时推动生态？这就是绿色经济应该做的。利用实体经济的工具，自然资源、推动整体增长。这将涉及生产力和金融方面的技术变革。”

　　“只有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或提高能源效能，才能全面降低碳排放量。”孙轶颋强调，“这是关于减少碳和废弃物排放的真正的商业活动，不是企业账目上的会计游戏。”

　　要达成这个目标，只有一种途径——经济学。也就是说，电网的基础设施项目需要投资，以及驱动企业使用可再生能源和高效能能源的信贷和财政政策。简而言之，绿色金融。

　　所以，起草生态文念的政策文件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调整金融机制以支持中国能源结构重组，实现从化石燃料到绿色能源的转型，同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推动绿色增长？受长城的，我尝试为中国的“伟大绿色电网”起草一纸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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