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上，有关个税起征点、房产税的话题成为热议的焦点。其实，征税、纳税是古今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民生问题。比如房产税，唐代就已经出现，其税名叫“间架税”。每屋两架为间，按屋的好坏分为三等，上屋征税2000钱，中屋征税1000钱，下屋征税500钱……

　　房产税在古代并不新鲜，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反映上古周代国政的典籍《礼记·王制》中，即有“市廛而不税”一说，意即租用公家的店铺不必缴营业税。东汉学者郑玄注解：“廛，市物邸舍，税其舍不税其物”，这里的“税其舍”，可以理解为收取房产税。

　　在汉代，刘彻（武帝）当时出现了“缗钱税”。此税种起初是对现金，即所谓“缗钱”一类动产征税。后来扩大征收范围，将田地、房宅在内的家庭财产均纳入征税范围。

　　东晋时期还出现了“估税”，由此演变出了后世的契税。所谓“契税”，本是一种商税，东晋将之加以发展，田宅、牛马、奴婢等的交易均要立契约，根据契约的成交价收税“输估”4%，其中卖方承担3%，买方负担1%。不立契约的零散交易，征收“散估”，税率为4%，全由卖方承担。

　　单一房产税的正式出现是在唐代，其税名叫“间架税”。李适（德）当的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六月，朝廷始征间架税。其征收背景是，当时连年用兵，每年的军事费用多达三十余万缗，国家财政缺口很大，时判度支（财政官员）赵赞上奏，施行“间架税”。

　　“间架税”得名于其征税单位和方式，每屋两架为间，按屋的好坏分为三等，上屋征税2000钱，中屋征税1000钱，下屋征税500钱。

　　北宋房产税称为“印契钱”，于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开征。因为当时交易所用契纸，由统一印制，故名“印契税”。这是中国“契税”这一税种名称的开始。开征之初，就是向典卖田宅对象征收，税率为4%。

　　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印契税易名为“钞房定帖钱”。7年后，即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改称“斟合钱”。

　　南宋房产税的征收，相当严格。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十二月，朝廷地方州县印发“户帖”，老百姓所有田地房舍等都要估值纳税，并领取“户帖”，粘贴于门牌上，以便稽查，称为“买帖”。后来，因为估算田宅价值不易操作，干脆以各家各户田宅的多少和好坏，分出若干等级，分别交税1000至30000钱不等的房产税。在此基础上，南宋还首创了“遗产税”。到了元代，征收的“房地租”已与现代的“房产税”税名非常接近了。

　　“税”，在古代比较复杂，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叫法和征收手段，“役”、“赋”、“贡”、“助”、“彻”、“租”、“庸”、“调”、“捐”、“算缗”、“厘金”等，名称、叫法多多。古代在税收政策上，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会有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恢复和促进生产发展。减税免税这类“薄税敛”的做法，被古代者视为“仁政”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般来说，在开国初期，新王朝都会实行减税政策，以利民生、恢复生产力。如在隋朝，隋文帝杨坚便提倡轻徭薄赋，“轻税入官”，减轻民间税务负担。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在前期减税的基础上，又将田租户的应交额降低，并减少了服役。接着，还废除了盐、酒官卖制度，停征盐酒税。从先秦时起，盐税收入已成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盐是生活必需品，废除盐税、酒税，惠及千家万户，大大减轻了老百姓负担。

　　宋朝立国后，宋太祖赵匡胤，对百姓种桑树、枣树，开辟荒田等，停征租税。宋太赵光义即位后，又诏令全国减免税收：“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蠲三岁租，三岁外，输三分之一”；同时，还废除了工商业的杂税。

　　明太祖朱元璋在开国之初，首先降低了商业税，改税率为“三十税一”。洪武十三年（1380年）又诏令，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不再征税。

　　清朝从顺治时起，便在多地蠲免田赋。玄烨（清圣祖）当的康熙年间，全国有更多的地方实行田粮赋役蠲免。玄烨在位六十多年中，全国普免、各省轮流蠲免以及区域性蠲免，影响较大的便有30多次。清代甚至还出现过“天下无税”年。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朝廷将各省钱粮全行蠲免。这种“天下无税”的做法在乾隆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都曾先后实行过；乾隆三十年、四十五年、六十年这三年，各免全国漕粮一次，这在中国税收史上是少见的。

　　从古代税收史料来看，古代老百姓税赋的“痛苦指数”一直是很高的，特别是在不太平的年份。考虑到纳税的疾苦，除了实行一些政策性减税外，朝廷还有不少临时性的减税手段。

　　人头税和土地税是古代最大的税种，也是最主要的减免税种。一般在灾歉之年、行幸之时、重农劝农、鼓励移民之际，朝廷都会在特定范围、给特定对象减免税收。比如汉代，在刘弗陵（汉昭帝）主政的始元二年（公元前87年）出现灾荒，《汉书·昭帝纪》记载，当年秋八月，朝廷下诏：“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赈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在古代，外出巡幸，一般也会减免税收，让当地老百姓“高兴一下”，对戴德。《汉书·文帝纪》记载，公元前177年，汉文帝刘恒从甘泉“幸太原”。刘恒在太原停留游玩了10多天，高兴之余，“还免除晋阳、中都民三岁租”。免去了晋阳、中都两地老百姓3年税赋。

　　新皇登基、或皇后过生日、立太子、出现瑞象等重大“喜气”的日子，在天下的同时，朝廷也动辄减免税收，实现“”。《后汉书·祭祀志上》记载，东汉刘秀（光武帝）当的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四月份，改元“建武中元”元年，天下，博、奉高、嬴三地，不用上缴当年的租粮和畜草。

　　对于偷漏税和拖欠不缴等行为，历代惩罚亦相当严厉。西汉末王莽建立新朝，在征收“贡税”时，采取自行申报征收，如隐瞒真实收入，一旦被查出来，将被全部经营收入，还要罚做苦力一年，此即《汉书·食货志下》中所谓“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

　　隋初减税幅度很大，为了国家财政收支平衡，隋文帝开展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税收大检查，时称“大索貌阅”。所谓“大索”即大检查；“貌阅”，即实地核查户口，以严堵逃漏税赋。

　　唐代征收的“间架税”，对于那些房产多的人家来说税赋很重，所交的税金动辄数百缗，所以不时有人冒险隐瞒不报、少报，以偷逃税款。朝廷为此出台税政，如果敢隐匿一间不报者，“杖六十”。为及时发现偷漏税行为，同时出台了励办法，举报人可以得到五十缗“金”。不过，唐代这种“励政策”并非首创，乃汉武帝刘彻的发明。

　　刘彻在推出“缗钱税”后，紧跟着颁布了一道《告缗令》，此令被视为中国税收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一次“税收大检查”通知。其中心意思就是以物质励的形式，鼓励民间举报偷逃税行为。查实后，被举报人的财产一半归举报人，此即《汉书·武帝纪》中所说的“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

　　对于逾期不缴的，历代也有相应的惩罚措施。宋朝，田赋逾期缴纳的，按欠税处理。但从实际征收情况来看，宋代逃税现象并未杜绝。当时民间对付征税的办法是交易双方私立契约，不向报税，时称“白契”现象。有史学家分析，“白契”行为实乃民间无奈之举。以房契税来说，税率从起初的4%逐渐增至6%、10%、11%，到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税率竟然高达17%以上。老百姓不堪重负，只好逃税。

　　针对“白契”现象，南宋也曾进行税收大检查，称为“括白契”。大检查中，要求自行申报纳税，隐瞒不报、偷漏税者，一旦查到，将其偷逃田房产总价的三分之一。

　　同样的，元朝对偷漏税者处罚也很严厉。比如商税，元代，凡隐匿税课者，物资一半没官。偷漏者一旦被发现，“犯者笞五十”。同样的，出于鼓励举报人的考虑，被财物的50%会作为金给举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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