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灏直言，“作为一个从政者，我从来是把实践作为第一。”在他眼里，“很多人讲要‘理论-实践-理论’，这是一个循环。但是我认为，应该是‘实践-理论-实践’。否则，我们可能没得到发展，也没得到效率。”

　　“深圳上世纪80年代的没有一项是有的。”李灏复述的，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命体验，也是一个民族国家摸索复兴之的往事。这份记录，也是此后的镜鉴。

　　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1977年初步考察(记者注：1977年7月，复出后，就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各类出访活动。1978年5月，中国西欧五国访问团出访。这次访问，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以中国名义派团访问发达国家。)回来写了报告。报告觉得我们闭关自守，外面变化那么大，我们还在固步自封，自己还关起门来。

　　所以，我就组织了所有的机构，统统交给国资委的系统，“一号令”过了两年才查清楚，我说如果当年收入好就借一点钱去平衡，哪能欠那么多债呢？我上任的时候一年半的财政收入，经过公共财政允许借债的行为，但不可以给企业。企业可以借债经营，但不可以给，另外所有的国有企业改为有限责任公司。

　　李灏：我们对设计的方案反反复复讨论，最后都被国家各部门通过，比如我们的房改方案、土地制度、深圳交易所的设计等等都被保留下来。

　　当时我们搞股份体制，挂了国家的名字，其实国家没有投资，但我们搞起来了，我们也成功了。当时，我们还不敢讲，拿出部门收益来励管理层，企业内部也有人不赞同，我到找了两个权威，一个搞的说从不反对，但是从中国的法律上讲不是很清楚；另外一个搞经济的主张股份制的，就赞同。那后来我怎么办呢？我说单批次报国家体改办，一个一个操作，最后也这么操作成了。即使后来也有很多人不赞同，因为那时候没有统一的。

　　中国的是渐进性的，这是的完善，是由上而下，上下结合，是渐进的，不是一下子突变的，不是暴风骤雨似的。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的先进性建设，党本身的完善。没有这个前提也不可能由上而下，如果中国没有个出来担任党的最高层领导，我们的可能也搞不出来。有了他的指导思想，他没有教你什么，但是他有指导思想。这指导思想，就意味着我们的不是盲目的。

　　广东要做先锋。先锋是什么意思？全国很多地方都还没有这样做，我先做了，我先去探索了，我先走一步了，先做实践。谁是特区？实际上广东省也是特区。有些事儿不做，你拿什么影响全国。

　　是不断前进的，用的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可能就不行。现在想一下，以往我们走的子就是由上到下，取得了社会主义的不断完善，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你要了解什么叫中国特色，最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有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多元化的体制，多元化的国民协商，参与、领导的社会主义。

　　详细来说，一个是要学习、吸收国外的知识就，国外的一切文明的吸取很重要，还要认真思考，总结经验，这是明白该做什么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自己要明白；第二个才是敢不敢做，这是有风险的，你能不能奋不顾身，能不能负起责任，敢不敢承担风险。现在是有风险的，a型血人的性格每一个人不积极，事情当头首先想对自己有利没有，有风险没有，如果完全按照个人价值观来讲很多事儿是不敢做的，一些人认为对我有利才做，这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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