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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对偷漏税的防范与惩治

作者:小编 来源:未知 日期:2019-5-30 20:16:28 人气: 标签:古代税种
导读:偷漏税古来有之,是一种不良的经济行为,为了减少或免予交税,不同的社会群体会采取不同的偷漏税措施。【摘要】偷漏税古来有之,是一种不良的经济行为,为了减少或…

  偷漏税古来有之,是一种不良的经济行为,为了减少或免予交税,不同的社会群体会采取不同的偷漏税措施。

  【摘要】偷漏税古来有之,是一种不良的经济行为,为了减少或免予交税,不同的社会群体会采取不同的偷漏税措施。历代王朝主要通过加强财政制度建设,防范偷漏税的发生,并对偷逃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同时,者也努力寻找“国富”与“民强”之间的平衡点,避免与民争利。

  在古代中国,偷漏税的历史与纳税的历史一样悠久;对国家而言,建立并不断完善财税制度,加强税管,防范偷漏税行为,是国家经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古代的税收结构中,农业税是财政收入的最大,人头税是主要的税种,盐业税所占的比例较高,商业税占比较低,其他税种收入有限。此外,赋税和差役在许多时候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所谓“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差”,纳粮与当差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偷漏税与逃避差役的性质是一样的。

  历代偷漏税最主要的途径是隐瞒田地和人口数量。勋戚凭借掌握的比普通百姓更有机会偷漏税,拥有更多的财富让他们更有偷漏税的原动力。按,国家通常会赋予官绅个人、家庭定额人口和田地的免除赋役的,但在本性和追求财富的强烈冲动的下,他们还是想匿隐更多的人口、田地,以逃避赋役。许多普通百姓为逃避赋税和差役,也会主动或被动把土地、乃至自己“投献”到豪强门下。

  生活在明朝嘉靖、隆庆和万历年间的徐阶是松江府华亭(今上海松江区)人,他一度登上明代文臣的最高峰——内阁首辅,为官之前,他家道也不富裕,后迅速在家乡置办了惊人的产业,为逃避赋税,他隐匿了大量的人口和田地。据明代于慎行在笔记小说《榖山笔麈》卷五中讲,“华亭家人多至数千,有一籍记之,半系。海至相君第,请其籍削之,仅留数百以供役使,相君无以难也。然自是华亭宾客、苍头毋敢借声势横溢”。这说的是徐阶的“家人”多达数千人,其实有一半是假的,目的是逃避赋役。虽然徐阶有恩于海瑞,但海瑞一是出于公心,二是为了徐阶的名声,亲自到徐阶府上请他把隐匿的人口清理出来,但仍然留下数百人之多。当时,其他土豪劣绅听说海瑞来了,赶紧把大门改成黑色,凡事低调,担心海瑞找上门来。

  官绅富户想尽办法偷漏税,在明朝前期已形成风气。朱元璋为了减轻贫苦之家的负担,同时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在赋役征收时,富户大族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江浙一带的富户为了逃避赋役,想出了许多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将名下的财产分割,再假托在别人名下,降低户等,这种方法还有专称,叫“铁脚诡寄”,甚至在当地形成了“诡寄”的风俗:“乡里欺州县,州县欺府,奸弊百出。”朱元璋自然不会,除严厉打击外,他土地簿册——“鱼鳞图册”,“随其税粮多寡,定为几区,每区设粮长四人,使集里甲、耆民躬履田亩,以量度之图,其田之方圆;次其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编类为册,其法甚备,以图所绘状若鱼鳞然,故号‘鱼鳞图册’”。

  普通百姓没有豁免土地和人口之权,他们只能想办法利用赋役规则来减轻负担。比如,历代王朝针对不同户籍有不同的差派,百姓有时候通过析产分户的方式,通过降低户等少交税;在以一户为单位承担赋役的下,又会分家。所以,有的王朝统计上来的户数特别多,户均人口特别少,有些王朝的情况则相反。还有一些户籍,会利用特殊的户籍身份,实现“避税”或“逃税”的目的。出家为僧为尼,或寄田产于道观,以达到逃税的目的,这在许多朝代都有出现。有些王朝为军户当差,会给军户一些特殊的优免待遇,以军人或军户的身份逃避税收在许多王朝都曾出现。在《元典章·户部卷八》中有一条“军人孙真匿税”的记载,元朝七年(1303)六月十八日,有江西行省官奏报,龙兴官员查有孙兴等军人,携带绢布19匹卖给了段子铺的常四,“匿税”“未曾交钞”,最后查得孙兴等人是到大都当差的军人,枢密院令史李安贞解释说,他们以携带货物交易,筹措盘缠费为由,“自来不曾纳税”。

  元朝时曾出现过仿造税印的现象。皇庆二年(1313)十月,负责税收征管的宣课提举司主管部门称,至大二年(1309)他们了一位名叫沈爱帖木儿的人,私自雕刻仿造税印,按元朝的法律,“匿税之物,告人给赏,已有通例。其伪造税物杂印,私熬颜色,伪税物货,比之匿税情犯尤重”,毫无疑问,这类行为要比偷漏税更加恶劣,应当予以更加严厉的惩罚。

  除偷漏税之外,历代都存在避税行为,它是税法的一种逆向行为,商人因为税负太重,利用制度或规则的不完善、漏洞等选择规避或放弃,此举并不违法。比如明代的南京在宣德年间设有上、中、下三新河钞关,到成化时因收税太重,“以致商舟避税去泊江口,每有风涛之厄”,说明商人宁可冒生命也要去避税。再比如,明景泰二年(1451),太医院的医士张驿上奏说,京师百万人口多依赖商人贩运,但京城的商业税太重,他很担心紧急迫降脱丝袜“旅畏避税重,不肯来京,致使百物腾贵”。此外,避税行为极易诱发走私现象,再发展为偷漏税。 “猛于虎”,普遍百姓为了逃避赋役,在灾害之年或者衣食无着时,会离家出走成为流民。中国历代流民潮的出现,赋役沉重是重要的诱发因素,不少流民演化成“民变”或“起义”,这也是王朝不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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